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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方再次对日本改变称呼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
继上次直接称呼高市，省去职务后，这次中方再次改变对日本的称呼，这已经是中方对日本第三次改变称呼了。
高市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删除《联合国宪章》中的“敌国条款”，外交部发言人9月23日干脆改称“日本现政权”，并指其“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突出因素”。
9月30日，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回应日本“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”时，直接用了“高市早苗”四个字，省去了职务。
把上面称呼变化，放在高市计划借APEC寻求对华沟通的背景下看，时间差的意义就出来了。
她想在深圳的场子里跟中方搭上话，可中方在她动身之前，已经用称谓把她从“首相”的位置上挪了下来。
高市若以“高市早苗”而非“日本首相”的身份出现在APEC的礼宾序列里，东道主在安排双边接触时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操作空间。
见或不见，不再是对等首脑会晤，而是一个没有职务前缀的人是否被接纳的问题。
这一次，深圳APEC峰会召开前夕，高市早苗的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”这个完整的称呼，在中方的公开表述里已经先一步不在了。
她想在APEC拿到的，是一个可以坐下来谈的位置；
中方用称谓的剥离告诉她，那个位置不是自动保留的。
所以说，中方的对日表述先变了高市还没启程，中方先把话说在了前头，这在外交节奏上是很少见的。
中方在她访问敲定之前调整对日称谓，在国际舆论平台罗列日方历史与现实上的争议事项，等于提前把议题框架给定了。
你来了要谈什么、按什么口径谈，不是你单方面说了算。
外交上谁先设定框架，谁就掌握了主动权。
中方这一步，走在了高市前面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媒体评论里那个措辞，“高市政权越来越像个极端邪教”。
这个说法在外交语境里实属罕见。
外交评论通常讲究分寸，用词有严格的规范，轻易不会把“极端邪教”这种定性往一个国家的政权头上扣。
可一旦用了，就意味着对对方政策行为的判断已经超出了常规外交摩擦的范畴。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说明中方对高市政权政策走向的判断已经相当负面。
为什么是这个时候？
从近年中日双边互动和东亚区域安全秩序变迁的整体脉络看，高市上台以来的动作确实在踩线。
历史问题上，她头一天说继承村山谈话，第二天就以“内阁总理大臣”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“真榊”祭品，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割裂不是第一次。
安全政策上，从防卫大臣提出“允许不设禁忌地探讨核武政策”，到高市在国会提出年底调整“安保三文件”、考虑写入核潜艇相关内容，日本从“专守防卫”向具备对外打击能力的“军事大国”路线滑动的迹象越来越明显。
再加上美日“利剑27”联合军演把演习区域紧贴台湾地区，美军首次在与那国岛部署岸基反舰导弹。
这些动作叠在一起，中方不可能没有反应。
所以，中方调整对日表述，不是孤立的一步棋。
它是对高市政权一系列政策行为的综合定性。
外交用语的规范性和严肃性恰恰体现在这里：不是今天不高兴了骂一句，明天关系好了又改回去。
每一处调整都经过计算，对应着双边关系状态的实际变化。
把日本相关问题置于国际公共讨论的审视框架之下，等于告诉东京：你那些历史修正主义的小动作、安保政策上的步步突破、在台湾问题上的试探，不是中日两家关起门来能含糊过去的事，而是要拿到国际舆论平台上让大家都看看的。
高市想在APEC期间谈，可中方先把议题的公共属性给激活了，你想私下沟通，那就得先面对公开审视。
中方媒体用的是“高市政权”这个说法，矛头指向的是当前这届政府的政策取向，而不是整个日本。
这在外交上留了余地，批评的是你这一届的做法，不是把门彻底关死。
但“极端邪教”这个定性又足够重，重到让东京明白，这不是可以轻描淡写糊弄过去的常规分歧。
重话说到位，余地也留着，这是中方对日表述调整里比较典型的分寸拿捏。
高市早苗还没启动访华行程，中方先把对日表述调了，这个时间差本身就是信号。
她想借APEC寻求沟通，可沟通的前提是对方愿意按你的节奏来。
中方用称谓调整和舆论平台上的议题罗列，等于提前告诉东京：你带着什么立场来、准备谈什么、历史问题和安保政策上的账怎么算，这些不是等你到了再商量的事。
高市政权在历史和安全问题上的所作所为，已经让中方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。
她来或不来，话已经在那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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